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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出身農村的少年，被從中考、高考的“獨木橋”上擠下來后，難以得到正規的職業技能培訓，十幾歲時開始“混社會”。實務學堂像一個避風港，給了他們學習技能并思考未來人生方向的空間，但離開學堂后，他們的人生又將如何展開？
陳藝文中考失敗后來到實務學堂，目前在學習編程 我第一次見到陳藝文時，他正坐在教室里的一張書桌前，戴著外掛耳機，看一個講編程的B站視頻。正是課間休息時間，學生們走來走去，教室里亂糟糟的，陳藝文處于其中，顯得很安靜，他正在努力學習編程的后端技術，希望明年能學成出去，趕緊找份工作。陳藝文是到實務學堂以后開始接觸編程的。這是一家專門為農村輟學青年提供技能培訓的私人機構。2018年，沒考上高中的陳藝文本想去技校學點手藝，被剛從技校輟學回來的表哥攔住，告訴他“那里學不到東西”，之后，陳藝文的姑姑推薦他來實務學堂。姑姑上過大學，后來又在北京工作、安家，在家族里屬于見過世面的年輕一代，陳藝文信任她，于是來到這里。 那一年，實務學堂剛成立不久?，F在，這里有學員20多人，從15歲到21歲不等，來自湖南、吉林、四川等不同的地方。他們的共同點是：留守兒童，出身農村，十幾歲時輟學，外出打工，但不管從技能還是心理狀態上，都難以真正融入社會。歐陽艷琴是實務學堂的創始人，她告訴我，這些學生里，念過普通高中的只有五人，其中三人沒有上完。歐陽艷琴出身于湖南農村，父母很早就到東莞打工，她大部分的童年時光是跟著爺爺奶奶在老家上學。幸運的是，歐陽艷琴一路從初中、高中讀到安徽大學，后來留在北京做了記者。但早年的留守兒童經歷，讓她對這個群體有天然的共情能力，總想為他們做點什么。2015年，歐陽艷琴辭去記者的工作，來到父母打工的城市東莞，創辦了一家針對6～11歲流動兒童的造物空間，后來，又聚焦于樂高興趣課。2017年，歐陽艷琴回到北京，去一家打工子弟學校，想看看孩子們有什么真實的需求，“哪怕只能在里面開一個樂高空間也行”。碰巧遇到初三的一個班主任開學時突然離職，學校急缺老師，歐陽艷琴就留了下來。當時的一個大背景是，北京的大量底層務工人員因為生活空間的進一步縮減，面臨著離開或留下的艱難選擇，不少打工子弟學校關停、拆除。歐陽艷琴意識到，對這個群體而言，亟待解決的問題或許并不是一個樂高空間，而是最基礎的教育資源。 實務學堂就在這樣的思考下成立了。機構的第一家校址開在北京昌平城鄉接合部，離北六環不遠，周邊至少分布著9個城中村，靠近天通苑和回龍觀，二者被稱為“亞洲最大社區”，聚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打工者。學堂之所以開在這樣的地方，歐陽艷琴有自己的考量，她想做針對城市流動少年的職業教育。在教育部，這類群體有專門的稱謂，即“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根據2018年的統計數據，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中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共1424.04萬人，其中，在小學就讀的有1048.39萬人，在初中就讀的有375.65萬人。因為戶籍制度的限制，他們必須回到老家讀高中、考大學?；氐嚼霞?，意味著重新適應新的教育環境，很多流動少年就在這個城市與鄉村的斷裂處輟學。盡管只有17歲，實務學堂已經是陳藝文讀的第七所學校。陳藝文生于四川省廣安市岳池縣興隆鎮下的一個村子。興隆鎮是岳池縣西北片區的中心鎮，距離縣城16公里，還是四川省級小城鎮建設試點鎮，因此，鎮上的學校從幼兒園到初中都有。陳藝文的幼兒園與小學前三年都在這里度過，他清楚地記得幼兒園的那段時光，因為“特別快樂”。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六一兒童節的時候，幼兒園的老師會給每個小孩發一包糖，他帶回去，和爺爺奶奶一起吃。那時，爸爸媽媽已經出遠門打工了，每年只能在過年時見一次。父母具體是哪年離開家的，陳藝文已經記不得，但他后來經常聽親戚們提起一件事：3歲那年的春節，爸媽過年回家，給他帶了好多玩具，陳藝文當時并不認識他們，還是周圍人提醒，才將信將疑地叫了“爸媽”。當時，班里同學中父母出門打工的情況非常普遍，他從小一起玩的朋友也是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每年暑假才到父母打工的城市一起生活一段時間。父母不在身邊的那幾年，按陳藝文的描述，自己算是充分解放了天性，作業不想寫就不寫，課不想上就不去，為此沒少挨揍。一次是被50多歲的奶奶追了大半條街打；還有一次，干爹用繩子將其綁到摩托車后座上，送去了學校。但學校里一個班五六十個孩子，一個年級四個班，老師也管不過來，上課的時候，只要不過分打擾課堂秩序，隨便干啥都行。陳藝文形容自己是“標準的差學生”，除了學習不好，其他事兒一概不惹。大多數時候，他在教室后排睡覺，或者和同桌“擺龍門陣”，以度過無聊的上課時光。這些“光榮事跡”最后都傳到遠在北京的父母耳朵里。三年級下學期的暑假，父母回來帶走了他。到北京后去的第一家學校叫“七彩”，是一所私立小學，一年學費四五千元，對陳藝文的家庭來說是筆昂貴的開支，但學校的教育質量并不好。在陳藝文的印象里，老師們教的東西甚至比老家教的還要淺一些。學風也不好，班里一對學生情侶大膽到公開在教室接吻，那會兒沒有接受過任何性教育，陳藝文以為接吻會導致懷孕，還悄悄為那個女生擔心過。換了個全新的環境，再加上班里一大半都是北京本地孩子，很長時間里陳藝文都是一個人獨來獨往。當時，父母在昌平郊區的一家模具廠打工，一家人就在工廠附近的村子里租了間小平房。學校離家遠，要坐一小時校車，陳藝文每天早上不到7點起床，拿上父母給的兩塊錢，在村頭買倆包子，帶在路上吃。父母工作忙，往往天黑了才從工廠里回來。雖然村口就有一趟公交車通往朝陽市區，但一家人從來沒一起出去玩過。陳藝文經常自己帶著公交卡，脖子上掛著家里的鑰匙，一個人去市區找姑姑。到五年級，不知道什么原因，正在就讀的學校被拆了，陳藝文轉去了另一家叫“博文”的學校。剛讀一年，父母所在的工廠要從北京搬到天津，陳藝文再次跟著轉學，在天津讀完了六年級。等到上初中時，父母發現，幾次轉學中，學籍不知道何時弄丟了，這讓在當地讀初中變成了一件更難的事兒。兜兜轉轉后，陳藝文再次回到老家鎮上讀書。每一次轉學，都伴隨著對老師和周圍環境的重新適應問題。陳藝文的成績下滑得越來越快，初一時他還勉強跟得上，初二開始越來越吃力，到初三就直接“自暴自棄”，又回到了小學三年級前的狀態，逃課或上課睡覺。他的中考成績只有300分，連縣里最差的高中都上不了，傳統教育之路匆匆畫上了句號。在農村，陳藝文的情況并非個例。2015年，國家統計局做過一項針對全國1%人口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城市15～19歲人口隊列中，高中及以上學歷人口占比為83%，農村同隊列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學歷人口比例為53%，這意味著將近一半的農村初中畢業生直接選擇放棄高中階段教育，或者沒有接受完整的高中階段教育。從中考的獨木橋上被擠下來時，陳藝文才15歲，依照大多數農村孩子遵循的教育路徑，下一步就是找個中職院校繼續讀。他的表哥雷涵，即上文提到的干爹家的兒子，比他早兩年參加中考，但成績只有200多分。那時的雷涵才14歲，想著至少要再接受一下學校教育，經同學推薦，去了他們縣城里的一家職校。來自中國教育部的數據顯示，2018年，全國中職學校為1.03萬所，年招生達559萬人，占高中階段受教育人口的41.37%。這意味著，在中國，接受職業教育的學生數量接近高中階段教育學生總數的一半。來自教育部的另一項數據則顯示了他們的家庭背景——農村戶籍學生占中職學校在校生總數的82%。職校的教育質量卻和現實需求有很大差距。徐州財校的前副校長、江蘇聯合職業技術學院顧問劉景忠有著40多年的職業教育經歷，他曾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提到我國職校教育的一系列問題，包括生源質量與教學水平的同步下滑、不少學校專業設置的趨同、教學離產業需求越來越遠等。“現在很多校長的基本指導思想就是‘別出事’，至于培養出的學生素質如何，就業質量怎么樣，沒有人真正考核這個。” 雷涵一開始確實是本著學點東西的心態進職校的，到了之后才發現，根本沒有一點學習的氛圍。早上9點上課，到了教室，老師在上面照著課本念，學生在下面埋頭玩手機，雙方互不干擾；課程設置也很“水”，下午不到4點就放學，“大部分時間都在玩”。周圍同學大都是從傳統教育路徑上被淘汰下來的，基礎一樣地差，有些連課本上的字都認不全，數學、英語這些更別提。雷涵告訴我，自己就讀的職校是全縣出警率最高的地方。開學軍訓的第一周，他就撞見兩個同學揮了拳頭。還有一次，同班的兩個男生為一個女孩爭風吃醋，各自帶了一幫人在操場打群架。雷涵剛到宿舍時，還在柜子里發現過幾根鋼管，室友們推測是上一屆學生留下的，本來準備扔掉，后來一想，“好像留著也沒什么壞處，萬一（打架）要用到呢？”在職校的那半年，雷涵學會了抽煙，在他看來，那是一種社交與生存的手段：學生之間見面習慣性地買包煙散一下，拒絕就意味著將自己排除在圈子之外。一個學期下來，雷涵自覺繼續待下去的意義不大，第二學期就沒再去了。后來，當陳藝文前來咨詢自己下一步該去哪兒時，雷涵給的第一個建議就是“別去職?！?。2020年11月，當我在實務學堂見到雷涵時，他正在和兩個同學討論問題。雷涵顯然是話題的主導者，坐在三個人的中間，一邊說，一邊在電腦的百度搜索框里輸入“馬克思”幾個字。他身高一米七五，戴金屬框眼鏡，頭發做了離子燙，偏分到兩邊，穿一件白色衛衣，腳上是一雙厚底運動鞋，整體看起來帶點文藝范兒的休閑風，偏學生氣質。這個形象的雷涵，很難看出是“混”過兩年社會的。 從職校出來后，15歲的雷涵在家躺了幾個月，無所事事。后來，經朋友介紹，到鎮上的一家工廠生產足球。工廠的規模很小，老板加員工一共也就幾個人。一個月1000元，吃住在家里。雖然工資不高，但挺自由，遲到了，老板頂多說一句或者根本不搭理。下午三四點，雷涵提前把手上的活兒做完，就可以去網吧打游戲。干了沒幾個月，因為擔心廠子里常年散發的化學氣味對身體不好，雷涵離開了，“又在家混了半年”。2018年夏天，經媽媽的朋友介紹，他去了縣城的一家酒樓當傳菜生，工資提到了2000元，但也更累。雷涵向我描述，酒樓的一層是接待處，二樓是大廳，三樓是一些包間，廚房在二樓，遇上宴席，需要一次端著十幾盤菜二樓、三樓來回跑，還沒有電梯?？腿俗吡耍侔巡途呤栈貋恚诺揭粋€大盆里，由兩個服務生抬下樓。雷涵笑稱，力氣就是在那時練出來的。這份工作又沒干太久，雷涵的解釋是雖然工資漲了，但依然存不住錢。“到酒樓之后，他們經常出去吃飯、唱歌、喝酒，不跟著一起去，你就感覺格格不入。”那段時間，因為天天吃辣喝酒，雷涵的胃被搞垮了，再加上“游蕩了這么久，干了這么多工作，也想再學點東西”，雷涵離開四川老家，去了深圳沙井鎮的一家電子廠當流水線工人。雷涵在流水線上的工作是“貼片”——把芯片貼到一張塑料板上，蓋好，打包出貨。每天早上8點上班，晚上8點下班。因為受不了工廠宿舍的臟亂，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離宿舍比較遠，上下班來回要一個小時。除開工作、吃飯、睡覺，每天屬于他自己的時間大概不到三個小時?！霸谶@種情況下，你是根本想不到學習的，整個人都麻木了?！崩缀f，“無法接觸任何新的東西，也無法去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身心都沒辦法發展，整個人感覺被異化了。”
在和實務學堂的年輕人接觸的幾天里，不少人都有過一段“混社會”的日子。21歲的李成杰是學堂里年紀最大的，高中讀了一半就輟學，先是在當地縣城的網吧當網管，后來又去廣州，和父母一起在建筑工地干活兒，每天的工作就是搬磚、和水泥、抬水泥，一天下來，腰酸背痛。因實在受不了辛苦和枯燥的工作內容，李成杰又找了家按摩館當學徒，本來想學點技術，但去了之后一直干著前臺的活兒。“學點技術”，未來好有一技之長——接受采訪的孩子們幾乎都向我表達了這一想法，但要找到一個安全合適的場所并不容易。陳藝文也想學點技術，他曾在北京昌平的一家汽修廠當學徒，但和李成杰遇到的問題一樣，對方壓根就是在找一個不用簽合同、不用付工資的童工當免費勞力。干了三個月，陳藝文只學會了怎么把車子的零件卸下來，還差點在一次打下手時，被修車的機器切到手。“以后我到底可以干啥？”離開汽修廠后，陳藝文不止一次問自己，普通高中肯定是上不了，職校又學不到東西，此時的自己只有15歲，未成年，想去正規工廠打工，對方都不一定要。況且，陳藝文的心中始終有個小火苗在躥，他想再好好地學點東西，為未來多做些準備。歐陽艷琴對陳藝文這樣的孩子并不陌生。在一篇自述文章里，她曾講過自己的經歷：“高考結束，農村老家的小表妹告訴我，她所在的高中，也就是我的母校，沒有一個考過二本線的。我想起14年前，自己踩著線被重點大學錄取，成為我們大家族（包括父系和母系親屬）里的第一個重點大學的學生。爸媽不顧我的反對擺了酒席，姨娘們差點去縣電視臺點歌賀喜。14年過去了，我們的家族依然沒有第二個重點大學的學生。我的小學和中學同學里，考上本科學校的屈指可數。對農村學生來說，高考選拔就像從門縫里抽稻穗，我可能就是僅存的那幾粒沒有被擠掉的稻谷之一?！焙芫靡院?，歐陽艷琴看到北京大學教授宋映泉等人的調查數據，“他們追蹤的1866名打工子弟（這是一部分跟隨父母從農村到北京的孩子）中，考上重點大學的不到1%，有60%的人沒有讀過高中和中等職業學校，相當大比例的一部分人初中學業都沒有完成”。當我在實務學堂見到歐陽艷琴時，她穿著一身寬松的運動裝，腳上的運動鞋看起來已經很舊，個子不高，身材偏瘦，頭發剪成了板寸。歐陽艷琴告訴我，受過去成長經歷的影響，自己從創業一開始就將目標對準了這些來自農村的少年群體?！皩ξ襾碚f教育這件事情是令人興奮的，但僅僅只是一般意義上的教育，對我來說沒有那么興奮。我覺得我跟這些孩子之間是有共情的，很自然地就會覺得能理解他們。”實務學堂最開始的名字是“科蚪實務學堂”，這是歐陽艷琴創業第一天就想好的名字，ke-dou——模仿的是敲門的聲音，她想為那些在中國城市邊緣的孩子們打開一扇門。 但可以怎么幫到這些孩子，歐陽艷琴一開始的目標是模糊的。她去北京的城中村貼海報、發傳單，設置的關鍵詞都是諸如“保證孩子的身心健康”“讓孩子能夠具有終身學習的能力”“讓他們學習面對社會生存的通用技能”等，她設想的是做“平價版的貴族教育”。但這些詞對于城市打工家庭沒有任何吸引力，他們關心的問題是孩子能否繼續在城市里上初中、高中，以及從學校出來后，能否找到工作。歐陽艷琴后來修改了學堂的定位，再有家長找過來時，她會告訴他們：“你們可以在我這里讀完初中，然后在我這里讀高中，我還可以推薦你們讀大專和找工作”，除此以外，“不用擔心孩子去打架、學壞”。現在，實務學堂的定位圍繞職業教育和全人教育。前者可以理解為直接教授孩子們一門生存技能，包括編程、設計、手工藝等，由學生自由選擇學哪個專業；職業教育里還包括職業素養課，會教一些以后職場上用得到的基礎性技能，如PPT制作等。全人教育則是讓他們獲得未來在社會上生存所需的最基本素質，歐陽艷琴將其解釋為教他們如何做一個“珍貴的普通人”。必修課包括初階閱讀課、寫作課、心理課、性教育課、體育課及藝術相關課程，還有基于學生愛好和老師資源安排的興趣課，比如攝影課、分小組的主題閱讀課等。 歐陽艷琴告訴我，這些方向都是經過篩選的：“第一，這個專業本身有市場；第二，我們具備條件，包括軟件和硬件，軟件的核心是老師，硬件指的是資金，比如汽修我們肯定不會去做，它對資金的要求比較高；第三，就是我們要考慮這個課程的價值，例如編程的價值，除了能幫助學生找工作以外，我們在意的是它能夠培養某種結構化的思維能力?！?/span>但也因為各種軟硬件的限制，和專門的職業教育學校相比，實務學堂能為孩子們提供的職業培訓方向還很有限。歐陽艷琴稱，實務學堂只能希望把職業教育的視野放得更開闊，“尤其是對于15～18歲的孩子，職業探索、人格發展本身就是他們自己的一個根基性的事情”。她說，這些孩子來的時候并不一定真的想好了自己要學什么，所以基礎教育對他們來說是終身受益的。另一方面，學堂也接受學生離開的時候不是去工作，而是想好了下一步去學某種專業，“如果他想好了，市場上有很多培訓機構可以滿足他的需求”。從課程設置來看，實務學堂的確在盡力為孩子們打造這樣一種“開闊性”。我去實務學堂的那天下午，學生們正在上一節主題閱讀網絡課，上課的老師是來自英國利茲大學的社會學博士劉翀，她在電腦另一頭為學生們講《厭女》，這是一本由日本作家上野千鶴子寫的女性主義作品。一個男孩打斷老師的講述，在周圍學生的慫恿下，拿起話筒開始發表自己的意見。他認為，市場經濟追逐的是利益，并非以人為本，所以解決男女不平等問題的根本路徑，應該在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宣言》里。15歲的大男孩，講起話來滔滔不絕，電腦另一端的劉翀認真聽完，告訴他，的確有一個流派叫馬克思女性主義，既然感興趣，可以在下節課安排另一個專門研究女性主義流派的學者為大家好好講講。 雷涵和陳藝文對這本書不是很感興趣，因此沒有選這節課，但他們今年讀完了另外兩本和經濟學有關的書。雷涵告訴我，當初之所以選擇留下，除了可以學點技術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這里和過去經歷過的“養殖場”般的教育環境不同，“可以自己選擇感興趣的課”，“可以和老師像朋友一樣溝通”。“很重要。我在初中的時候屬于那種壞學生，不好好學，老師還會體罰，在這里完全沒有被壓迫的感覺。”雷涵說。陳藝文也提到了這點，他覺得現在的自己相比于以前，敢于表達了，而且面對“領導”不再膽怯。他口中的“領導”其實是歐陽艷琴，“因為她是校長，其實和那些老板差不多的（角色），你把道理講出來，歐陽老師就不會為難你”。在他看來，自己身上發生的這些改變都是“以后職場上會用到的能力”。兩年多的時間里，實務學堂曾因為資金問題幾度搬遷，從最早的北京昌平北七家，搬到馬池口，又搬到沙河鎮。今年上半年，因為疫情，北京遲遲沒有通知線下復課，歐陽艷琴將學校搬離了北京，南下廣州?，F在，實務學堂位于廣州白云區帽峰山風景區附近的一家自然教育基地里，位置很偏，距離市中心40多公里，但環境不錯，有草坪、操場和游泳池，教室連著一個幾十平方米的大天臺，不遠處就是蔥綠的大山。上寫作課的時候，歐陽艷琴會帶著孩子們到野外的樹下或草坪上，曬著太陽，一起討論。 現在，陳藝文每天會花兩個小時的時間學習編程，除了聽課，就是做作業、反復練習。他差不多想好了自己的未來，“先學前端頁面技術，學會之后就可以去公司里負責前端工作，到時候，再利用工作之外的時間學后端技術”。以前，他覺得學習必須在學校才能完成，現在，他學會了利用B站、中國慕課大學等尋找自己想要的資料?！艾F在網絡那么發達，我只要有心，都能學到?！?/span>實務學堂沒有硬性的畢業期，歐陽艷琴說，如果這些孩子們找到工作或想好了下一步要干什么，就可以算作畢業。按這個標準，實務學堂創辦的兩年中，第一批學員中有4個人算是達到了標準，一個繼續讀了成人大專，其他三個找到了工作。對這些孩子來說，實務學堂就像一個短暫的避風港，在這里，他們可以從繁重的打工生活中暫時解脫出來，讀自己想讀的書、學自己想學的東西，沒有老師、家長的逼迫，天性和人格被充分尊重。只是，關于生存的壓力就像一道無形的細線，始終牽拽著他們。剛輟學的那段日子，陳藝文覺得自己有大把時間，現在眼看離18歲只差一年，他第一次感到了壓力。他告訴我，自己準備下個學期就離開學堂，一邊實習一邊找工作。雖然在這里能感受到一些未來的光亮，但從實務學堂走出去是沒有學歷證明的，他有點擔心，但也沒有別的選擇，只能把技術練好，以后不排除再去考一個學歷證。雷涵的編程技術學得還不太精，他自知以目前的能力，幾乎沒有公司會收，但學編程又需要大量的時間投入，他有點等不及。他打算明年出去工作，掙錢養活自己，至于找什么工作，他還沒太想好，只是“有可能和互聯網相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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