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自微信公眾號：孤獨大腦（ID：lonelybrain），作者：老喻在加

請你來做一個測試題：

A. 如果社會上流行一種致命的疾病，染病的人會在一周之內沒有痛苦地死掉。你染上這種病的概率是萬分之一。請問，假設你不幸染病，那么你愿意最多花多少錢治療這種病？

B. 同樣是這種病，假設你的老板要派你到疫區調查情況。到了疫區之后，你染上這種病的概率是萬分之一。請問你的老板要給你多少賠償，你才愿意到疫區去？

這道題，來自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塞勒。當他還在羅切斯特大學讀博士時，發現了某個“奇怪”的現象（這一點要最后才說），于是設計了如上那個問卷調查問題。

塞勒的研究生論文題目是“生命的價值”。我們通常會說生命無價，怎么能為其估價呢？

沒錯，鮮活的生命無法估價，而從經濟角度“統計意義上的生命”，也許是能估價的。

塞勒引用了謝林論文中的一段：

“如果一個6歲的棕發小女孩需要幾千美元來做手術，這樣她才能活到圣誕節，人們寄去救她的錢就能塞滿郵局。但是，如果取消征收一項銷售稅，馬薩諸塞州的醫療設施就會老舊耗損，導致本可通過疾病預防措施就可避免的死亡人數增多，卻沒有幾個人會流下同情的淚水或是捐款。”

我們可以看到：

醫院代表“統計意義上的生命”；女孩代表“可識別的生命”。

接下來，塞勒舉了一個例子，來描述為“生命定價”的難題。

假設我們正在修建一條新公路，安全工程師告訴我們中央隔離帶如果加寬1米需要耗資4200萬美元，但這樣做可以在未來30年里平均每年減少1.4次死亡事故。我們應該加寬隔離帶嗎？

顯然，在現實中，我們不得不為生命定價。

這件事從道義的角度來說很難，從技術的角度來說也不容易計算。

塞勒最終找到了一種計算方法：去找到那些高危工作的額外薪水，以及該職業的死亡率，然后通過概率倒推，來估算出生命的價值。

比方說吧，假如電影里有個家伙用左輪手槍去玩兒俄羅斯轉盤游戲，六個彈夾里裝了一發子彈，如果這個人在單次游戲中，愿意為十萬美元扣動一次扳機，那么他給自己的生命的估價就是：

10萬美元?1/6（死亡概率）=60萬美元

塞勒的這項研究成果，至今仍被美國政府用于成本-效益分析。2015年，該國一個生命的價值約為700萬美元。

在《錯誤的行為》一書中，塞勒論述的重點并非生命的價值，而是行為經濟學的奇怪現象。但在本文中，我想帶出的，正是“生命的價值”這個話題。

先用塞勒預熱，再來說說梁建章近期的文章《隔離的經濟賬》，也許會顯得“和諧”一些。

在防疫的關鍵時刻，人命關天，怎么可以給生命估價？

梁建章想說的是：隔離成本和過度防御。

人命帳和經濟賬沒辦法分開算。

先說微觀。

例如，像井下礦工、超高建筑施工等崗位，死亡風險高很多，但我們不能簡單說取消這些崗位。

所以，按照塞勒的理論，社會應該為這些崗位的人賦予更高的報酬，來購買他們的死亡概率。否則，社會為之付出的整體代價更大。

再比如說，即使最好的汽車的安全系數已經很高了，但我們還是要允許廠商生產氣囊數量不是那么多的入門版車型。

不考慮成本的話，有可能汽車仍然是極少數人專享的“時間機器”（就像私人飛機）。

事實上，人類為道路交通付出的代價是驚人的：

每年，道路交通事故在全球造成約130萬人死亡，2000萬至5000萬人受到非致命性傷害。 道路交通事故是所有年齡組的主要死亡原因，也是15歲~29歲年輕人的主要死亡原因。

對于管制部門而言，必須從統計數據出發，關注統計意義上的生命。

同時，官方應該做的，是強制執行的下限標準，而非要求所有人盡善盡美。

再說宏觀。

研究表明：人均收入每增加一倍，在其他條件大致相仿的情況下，人均壽命就會增加1年~3年。

梁建章做了一個毛估估的量化計算：一般來說，發達國家生命的價值在10倍~60倍的人均GDP之間。假設生命的價值按照30倍的人均GDP來計算，人的一生按照80歲約等于30000天來計算。

那么，從數學上來講，人均GDP每減少1%，人均壽命就會減少10天左右。

基于這個數字，梁建章算了個經濟賬：

一次大面積的流感，對于整個人類社會的影響，相當于人均壽命減少1.5天左右。

假如因為流感，對30%的人隔離14天，就會損失30%*14/365=1%的GDP。

如上所述，1%的GDP倒退實際上會使整體的社會在醫療、基礎設施和環境治理方面的倒退，人均壽命就會減10天左右。

一個是1.5天，一個是10天，隔離對“生命”造成的傷害，遠遠大于流感造成的損失。

當然，這只是一個思想實驗。并不代表我們就該像面對流感那樣，來對待2020年的這次莫名肺炎。我贊成所有對上述“算賬”不滿意的人們的反對觀點，我自己對隔離等政策沒有任何態度。

但是，從計算的角度看，大規模的隔離，可能導致統計意義上的生命損失，也就是人均壽命降低100天甚至更多。

過度重視，與此前過度忽視一樣，都是非理性的。

探討統計意義上的生命，絕非忽略可識別的生命，如北野武所說：“災難并不是死了兩萬人這樣一件事，而是死了一個人這件事，發生了兩萬次。”

財新記者綜合多位一線危重癥救治專家的數據和意見發現，即使在醫療干預的情況下，新冠肺炎患者的病癥概率發展如下：

有15%~20%會發展成重癥病人；

重癥病人25%~30%會發展成危重癥；

危重癥新冠肺炎病人的死亡率，在10%~20%之間，最高可達30%~40%。

這幾個數據，第一眼看到，會感覺非常震撼。

但仔細算一下，我取了相對高的值，初期患者的死亡率是：

20%??30%??20%=1.2%

實際上，官方截止近日的數據是：

在湖北，新冠狀病毒感染的死亡率是 2.8%,；在中國其他地方，死亡率是0.2%。

這個數字仍然不低，但也顯得不像單獨看“重癥、危重癥、死亡”三者之間的概率關系那么驚人。